他，和陈永贵是新中国两个传奇式的农民。
如他自己所总结的：“自己的辉煌，是党和人民给的；自己回归平淡，也是党和人民的需要”。是的，作为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普通农民，这朴实的自我总结，是发自肺腑的不带半点修饰和造作的心里话。
他就是陕西定边县小滩子村的李守林。如果说陈永贵让人们记得更深的是“农业学大寨”的最高指示的话，而李守林让人刻骨难忘的是“治沙造林”精神。
前者成了一种历史，后者是发扬光大的继续。
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守望森林，是人类永远都不会停息的脚步和目标。
李守林（1927-1992），祖籍陕西神木县，儿时随父兄逃荒至定边县小滩子村。1950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至1958年先后任定边县堆子梁公社小滩子村主任、互助组长、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1958年至1968年任定边县堆子梁公社小滩子大队党支部书记；1964年当选为陕西省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任定边县堆子梁公社党委委员、革委会副主任，定边县委委员、县革委会副主任，榆林地委委员、地革委会委员，陕西省省委委员、省革委会常委、省贫协副主席；党的“九大”、“十大”、“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大”代表。参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三岁的时候，他被父亲漫无目的的拉着从神木逃荒到定边县小滩子村。他的童年 是在那片寸草不生的毛乌素沙漠边缘度过的，其中的艰难和苦难是现代人想都想不到的。历经磨难，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让他产生了信心和希望。解放后，他带领当地村民在“地坑烂草棚，四季冒黄风，糠菜填肚皮，十户九家贫”的艰苦环境中打出沙漠里的第一口井，让这个以沙漠和盐碱著称的荒漠看到了一丝绿的希望。从此，他组织村里的28户穷苦人家，建立造林互助组，被逼上了抗争自然的道路。都是些没有多少文化的老农民，没有经验、更没有一分钱的资金，他们背上节约下来的口粮，往返80多里路到靖边县柳桂湾换树苗，每天天不亮出发，深夜才回家。在沙窝子里打滚，经过反复实践，不断探索，他们用柴草一框一框把沙地分开，先简单固定流沙，再挖坑栽设障蔽沙柳，然后栽上树苗，终于奇迹般地造出了流沙里的第一片林。
就这样，治了一块又一块，治了一沙又一沙，在定边县小滩子村这个满目疮痍的烂沙窝里透出了绿意盎然的生机。
为此，他先后被评为县、地、省以及全国劳动模范，受到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的英雄事迹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人，“小滩子精神”也成了那个时代定边县的一种荣耀。
1964年，李守林出席了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踏上了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
第一次踏上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对于他这个浑身沾满泥土气息的陕北农民来说，一切是那么的新奇和激动。当迈向红地毯的第一步时，他犹豫了、看到那么干净漂亮的红地毯，再瞅瞅自己那双走出陕北黄沙地的布鞋，悄悄地脱下鞋提在手里......这一幕，恰好被周恩来总理看在眼里，周总理走过来握住他的手说：“你辛苦了！”
面对党和人民的信任，面对人民总理的期待和慰问。这个朴实的陕北汉子只能付出满腔的工作和生产热情去回报。他谢绝了各级领导的照顾，婉拒了调到省里工作的机会，只是一心一意的战斗在中国的最基层一线。只有到中央、到省上、到地区、到县上开会了，才脱下沾满沙土的衣衫，换上洗去沙土的着装，戴着满身浓郁沙土的气息，出现在沙土以外的环境之中。
这，是他的个性——朴实无华。
省委书记送他一件衬衫
随着当选全国党代会代表、乃至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身份的变迁使得李守林频繁参加各种会议。一次，中央通知他到省委集合然后到庐山参加一个会议。到了省委，领导看到他穿着打着补丁的衣裤，让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出去给买了一件新衬衫和一条裤子换上。谁想到，会议开完之后，他把新衬衫和裤子洗干净，着叠的整整齐齐又交回到省委办公厅，并婉拒了工作人员让他带回的请求，仍然换上打着补丁的旧衣裤回到了陕北。
事后，有人不解的问道：“老支书，公家白给你的新衣服你为什么不拿回来呢？”老人家平静的回答：“公家的东西自己没出一分钱钢镚，当然不能属于自己。”
还有一次到省上开会，时任省委书记李瑞山看到他穿着肩膀上打着厚厚补丁的衣服，知道那是老李亲临第一线挑水担粪而磨破的，而他自己又没有多余的钱去买新的，李瑞山书记就自己掏腰包花了8元钱多为李守林买了一件衣服送去。看到省委书记自己掏钱给买了件新衣服，好意难却，老人家这才穿了回去。如今，在定边县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小滩子村李守林故居”就展示着老人的这件遗物，它见证着一个历史时期难以磨灭的同志间的友谊和艰苦奋斗精神、以及沧桑岁月不容遗忘的普通共产党人的品质。
这，是他的本色——公私分明。
两碗白面的故事
在李守林儿女们的印象中，永远都无法抹去父亲那曾经严厉的教诲。
李守林出名了、同时定边县小滩子村也出名了。那些曾经不愿意出嫁到小滩子村的外乡、外村姑娘都纷纷央求媒人牵线搭桥，小滩子自己的姑娘也不愿远嫁他乡，为的就是能吃一顿饱饭。有一户村民没有儿子，就想召个上门女婿为自己养老送终，他们把这想法向村上讲了。在那个年代，这可是一件有违常理的举动，只听说出嫁女儿的道理，还没听说招赘女婿的事例。部分村干部成员极力反对。原因很简单：村里多一个人要多分一份地，更何况还要长久住下，繁衍后代，这要多分多少地呢。本来村民刚刚能吃饱，乍一下增添了几张嘴，多少让人有一种危机感。面对这件事，李守林可不这样看，他反复给村干部和一些村民讲道理：“人人都会有老的一天，可养儿养女并不是我们自己能决定的，如果我们排斥女儿招赘，轮到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子女遇到这样情况，又会怎么办呢？”在他的循循诱导下，村里同意并很快为那个男方入了户、分了地。
事后，那户村民出于感激之情，拿出家里布袋中仅剩的两碗珍贵的白面送到李守林家中。刚好，他老人家不在，尽管在家看门的儿女们百般拒绝，可那村民还是放下布袋就走。李守林回到家看到面袋，知道了事情的大概，不问青红皂白对着女儿和儿子就是一顿训斥，并逼着兄妹俩立即送回了白面。要知道，此刻在他们家里，连一撮过年打糨糊糊窗户的面都没有了。从此以后，外人往家里哪怕送一根草、一根针，家里人谁都不敢擅自收下。
这，是他的品格——清正廉洁。
几拒升迁
李守林并不因为自己特殊的身份而改变生活的方式，他是一名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同时他更是一名普通的陕北农民。除了参加中、省、市、县的各种会议而外，更多的时间、他还是在田间地头。
由于过多的操劳和疲惫，他的身体一度很差。省上的主要领导曾关切的征求他的意见说：“老李，干脆到省委来工作吧，这里的条件好，可以调养调养身体”。他却谦虚的回绝了：“我就习惯当一个农民，自己没有什么文化程度，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能够翻身做主人就已经很满足了。”
吹了几次风，看到他老人家都是那么的坚决，可省上的领导们还是不甘心。出于对他的关心，省里背着他悄悄的从县上转走了他的户口，总以为釜底抽薪能够促他到省上工作。听到省上再一次征求意见，明确让他担任省贫协主席，并安排好了住房，户口已经落下。他这才知道自己已经不属于定边县人。老人家一边找到县户口管理部门，埋怨未经自己同意就转走了自己户口的同时又敦促他们尽快设法转回，一边再一次到省上婉拒了领导们的照顾。就这样，老人家的户口在省城转了一圈又回到了陕北的乡村。有人羡慕的说他太傻，放着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大城市的福不去享，那个偏僻落后的陕北小山村有什么好的。他只是平静的笑着说：“一个农民，生产劳动就是咱的本分。”
正是由于李守林人格魅力的影响，多年来，他的儿女们并不因他的特殊身份而向组织提出什么要求，直至现在，他的大儿子仍在农村种地，其他儿女也都平平淡淡；更由于他的清廉无私，直到去世时县城连一间房屋都没有，和他一直住在两间公房的老伴在他去世后甚至还不得不面临“迁徙”的困惑。
这，是他的“财富”——公而忘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