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但国家财力有限。身为“总管家”的周恩来一心替国家和人民利益着想，对非生产性建设项目，尤其是对楼堂馆所控制较严。在国家困难时期，更不允许在这个问题上开口子。他一旦知道了哪里没听招呼，就会毫不客气地严厉批评。

　　对于世界各国的来访者来说，外交部是中国政府的门面。基于此，许多人建议外交部一定要修得富丽堂皇一些才行。但是，周恩来却把握一个基本原则，绝不允许铺张浪费。1950年11月1日，周恩来给时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的王炳南写了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外交部修建太费，必须节俭。东楼应停止装饰。西楼不得加修，只修补缮其破漏者。一切家具，不许购买。

　　1956年，一些部委领导曾提议修建一座气派的政府办公大楼，并且已经选好了地方，作了规划，还制作了模型送给周恩来看。他们的理由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国，国务院应该有一处像样的办公地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我们这样没有政府大厦。我们也应该建一个自己的政府大厦。”

　　对此，周恩来一直没有答应，他严肃地说：“你们一定要按毛主席勤俭建国的指示办……修大厦干吗？那不是当务之急，利用中南海旧有的房屋，不是一样可以开会办公嘛，我这里不是很好嘛，不是照样办公嘛……在我任总理期间决不修政府大厦。”

　　后来，周恩来把话说得更掷地千钧：“我在任总理期间，决不修建政府大厦。你们不要再鼓动我了。”“你们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

　　以后，周总理在国务院会议上，一有机会便要以此为例，告诫大家要经常警惕和反对“贪大”、“铺张”，讲求“排场”。他要求国务院要带头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树立共产党人的作风。他说，我们的领导干部只能做四化建设的创业人，而不能做社会主义的败家子。

　　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一些省份的省会都为中央会议准备了一套豪华的宾馆。对于这一套，周恩来历来反对。大约20世纪60年代初，天津市建成一个专门给中央领导来开会或视察时住的高级宾馆。正逢周恩来到天津检查工作。天津市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就想着请周恩来住进那个高级宾馆，这样一来，这幢高级宾馆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合法化了。

　　那天到达天津后，周恩来坐进了天津市来接的小车，小车就向那个宾馆开去。周恩来对天津很熟悉。在车上，他发现车开的路线不对头，不是向着他平时的老住处方向开去，忙问：“司机同志，这是上哪儿去啊？”

　　陪同的市领导说：“有一个新地方，想让总理去那里下榻。”

　　“不行！别去！我不去！”周恩来马上感觉出这里一定有什么问题。他生气地说：“快，把车给我开到老地方去！”司机只好遵命了。

　　后来，那位天津领导人知道周恩来没去住，就又来找周恩来的秘书，想通过他们去做周恩来的工作，至少动员周恩来去那里看一看。周恩来一口拒绝，并对那位市领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962年6月，周恩来陪外宾去东北参观访问。事毕，顺道来到鞍山市巡视工作。当时那里也刚建好一座新宾馆，负责接待的同志准备请周恩来住到那里去。但周恩来来到宾馆一看，坚决不住，执意要换一个普通的房间。他认真地说：“宾馆为何盖得这样好？要知道，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地方比较困难哩。我不能住在这里。”

　　在去参观的半路上，周恩来无意中发现市内新建了一座大礼堂，虽仅有千把个座位，可在很多地方仿造了人民大会堂廊柱式建筑的样子，大门前也有几根大圆柱。周恩来看见后，觉得很不妥当，说：“什么，你们把人民大会堂搬到这里来了？”并马上指示：“这个礼堂不准用。”

　　接着，周恩来视察了鞍山钢铁公司的冷轧厂。该厂为1958年开始兴建的苏联援建工程，但到1962年由于苏方撤走专家并撕毁了合同，合同规定的苏联设备还有一大批未进来，成了半拉子工程撂在那儿。周恩来看到停工待料的一米二轧机时，深有感触地说：“要是把盖宾馆的钱，花在这上面，该有多好哇！”

　　后来，为宾馆和礼堂的事，鞍山市的领导好一通深刻检讨，才算过了关。